18.前程(1997— 六十二岁以后)

  以我在中国台湾岛上的特立独行,我早就知道我是“前途有限,后患无穷”的,在这种先见之明下,我如何自谋,如何自处,如何在小岛上生根、发叶、开花、结果,如何建立我的人生观、宇宙观、宗教观、国家观、爱情观、敌友观、金钱观、诉讼观、旅行观等等,也就别出心裁。

  自来志士仁人,他们的苦恼都在面临一项选择。屈原见太仆郑詹尹,说:“余有所疑,愿因先生决之。”他把“疑”说了一大段,重点只是两句:

  宁正言不讳,以危身乎?

  将从俗富贵,以偷生乎?

  这就是一个选择的当口。最后,屈原做了选择,他不肯“从俗富贵,不肯“偷生”,走了与世俗相反的路线。三国的祢衡,也有同样的问题,他也做了选择。他的选择是“宁正言不讳,以危身”的路线。他的路线是对的,至少在曹操、在刘表面前,你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。问题是他最后碰到了黄祖,黄祖是没有起码水准的老粗,结果把祢衡杀了。我不太觉得祢衡是有意找死,或是“寿星老吃砒霜——活得不耐烦了”。他只是“宁正言不讳”而已。至于“正言不讳”以后别人杀不杀他,他无所谓。他没有兴趣去教育敌人,或揣摩敌人的水准。当然,这种作风,“上得山多终遇虎”,最后碰到了黄祖型的敌人,他也一死了之,——正是孟子所谓的“患有所不辟也”!“患有所不辟”不是一定要死,而是有牺牲的危险也不躲避,并不因为有牺牲、有危险,就不干了。我在台湾的处境,就是如此,我认为人生最大的目标是找出真理并勇于维护它,在维护过程中,并不因为有牺牲、有危险,就不干了。

  这就是我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原因,也是我不怕孤立的一个原因。

  我虽然为了真理,勇往直前,但也绝非暴虎冯河式的血气之勇,而是谋而后动的、先立于不败之地的。有勇气、不怕孤立,都得有它的支撑力量,其中最重要的是经济基础。在这方面,我是精明的“个体户”、“单干户”,我讨厌穷酸潦倒,绝不使自己陷入穷酸潦倒。富兰克林说口袋空的人腰挺不直,我能挺直腰杆,跟我薄有财富,可以不求人、不看老板脸色、不怕被封锁有绝对关系。像伏尔泰一样,我是有钱支撑的伟大文人,我早就脱离了“一钱难倒英雄汉”的穷困。每见有些穷光蛋侈谈抱负,我就鄙视他们。这种人,连一己生计都弄不好,又何能独来独往做独立的人?一个人行有余力,才有资格做志士仁人,否则只是满身烟味、满口酒气的吹牛屄家伙而已。

  当然,不自谋生计而有好友代劳,亦一佳事。当年马克思能够安心写作,乃得力于资本家恩格斯的资助。现在时代变了,马克思得自兼恩格斯才成,所以忙上加忙,自在意中。这种身兼马恩的生涯,可说是我的不幸和特色,可惜我没有这样身怀巨资又深明大义的朋友。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关系密切,但是后二十多年,却很少见面,反倒经常通信。马克思死后,恩格斯且为他编全集,我如今自编《李敖大全集》,也是自兼恩格斯的一例。恩格斯对马克思,真做到了养生送死,真能从大义上支持朋友。清朝学者崔述在五十三岁时候,收了一位三十二岁的徒弟陈履和,两人一生只相聚过两个月,但陈履和却一直为崔述传布著作,在崔述死后九年,陈履和以六十五岁之年也死了,死前为老师刻书,穷得“宦囊萧然,且有负累”。自己五岁的儿子,连家乡都穷得回不去。全世界的学生,没有比他再伟大的了。我想恩格斯生在中国,也会如此。我李敖如果是恩格斯,也会对马克思如此。可惜眼前无人是马克思,我要找马克思,只能照镜子。

  正因为我这马克思可以挺直腰杆,所以我“敢以率直表天真”,敢于痛斥伪善。1979年我复出后,皇冠的平鑫涛请我吃饭,由皇冠的几位同仁作陪,我到了以后,平鑫涛说:“有一位作家很仰慕李先生,我也请她来了,就是三毛。”于是他把三毛介绍给我。三毛跟我说:她去非洲沙漠,是要帮助那些黄沙中的黑人,他们需要她的帮助,她是基督徒,她佩服去非洲的史怀哲,所以,她也去非洲了。我说:“你说你帮助黄沙中的黑人,你为什么不帮助黑暗中的黄人?你自己的同胞更需要你的帮助啊!舍近而求远、去亲而就疏,这可有点不对劲吧?并且,史怀哲不会又帮助黑人,又在加那利群岛留下别墅和‘外汇存底’吧?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?”三毛听了我的话,有点窘,她答复不出来。她当然答复不出来,为什么?因为三毛所谓帮助黄沙中的黑人,其实是一种“秀”,其性质与影歌星等慈善演唱并无不同,他们做“秀”的成分大于一切,你绝不能认真。比如说,你真的信三毛是基督徒吗?她在关庙下跪求签,这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?她迷信星相命运之学,这又是哪一门子的基督徒呢?……所以,三毛的言行,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、白云乡式的逃世、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,她是伪善的。三毛以外,还有金庸。金庸为国民党捧场,跑到台湾来。有一天晚上到我家,一谈八小时。他特别提到他儿子死后,他精研佛学,他已是很虔诚的佛教徒了。我说:“佛经里讲‘七法财’。‘七圣财’、‘七德财’,虽然‘报恩经’、‘未曾有因缘经’、‘宝积经’、‘长阿含经’‘中阿含经’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,但大体上,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。所谓‘舍离一切,而无染着’,所谓‘随求给施,无所吝惜’。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,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,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?”金庸听了我的话,有点窘,他答复不出来。他当然答复不出来,为什么?因为金庸所谓信佛,其实是一种“选择法”,凡是对他有利的,他就信;对他不利的,他就佯装不见,其性质,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,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,你绝不能认真,他是伪善的。三毛和金庸在生计上都没问题,但他们有钱也不敢痛斥伪善,可见对伪君子说来,有钱和敢于痛斥伪善并无等号关系,而李敖能从挺直腰杆进入痛斥伪善层次,也是不容易的。

  有的伪善的人,并非不可救药,如果碰巧“来电”,也可以偶成正果。以我跟我的台大历史系老师方豪教授为例。方豪是天主教的神父,虽是神父,但却是“政治和尚”,他为国民党办《中央日报》,不小心马屁拍在马脚上,以涉嫌“中央日报鼓吹阶级斗争”的罪名,被拉下马:到台湾后,马屁依旧,最后当上政治大学文理学院院长(我这里说马屁,并没有独责方豪的意思,到台湾来的有头有脸的知识分子,不肯拍国民党马屁的,其实只有李敖等几个人而已,其他人都是两眼势利一身媚骨。这岛上知识分子已马屁成风,在这一点上,不是方豪独有的毛病)。至于他当上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,固然有学术基础,但也不乏马屁之功。他显然是在“中央研究院”有意减少北大势力的政风下当选的,至于投票前他奔走于学阀李济、沈刚伯之门,自然也就不足论了。据说方豪从小家里穷,他父亲在教堂打杂,就把他给许愿许进了教堂准备做神职人员,所以方豪做神父,并非自愿。因非自愿,所以酒席上一喝醉了酒就大哭大闹,说:“我不要做神父呀!是我爸爸叫我干的!”这一据说,未必属实,但跟方豪自己的人性太多神性太少也有关系。他有一次同我和萧启庆等逛阳明山,在台大招待所里,大谈他和侯榕生的事。说他在北京辅仁大学教书,没穿神父服装,第一天就被女学生侯榕生看中。侯榕生回家告诉母亲,有所计议。不料有一天,方豪穿神父服装上课,侯榕生乃狂奔回家,向母亲大哭说:“妈呀,他是神父呀!”我问你怎么知道的?他说后来在台湾,侯榕生告诉他的,侯榕生在台湾和他重逢,余情不断,还写过一篇《破碎的圣母像》,就是写他的。言下不胜得意。

  方豪从十一岁就进修道院,他这一辈子,总受了不少天主教的窝囊气,他在台大,办天主教大专同学会,最后被耶稣会抢去,他气得要死,被退离开了古亭教堂,他在沟子口经营了一座。我去沟子口看他新居,发现颇为豪华,我说你可真有钱,他说:“你不知道教会里多残忍!神父不自己设法,老了病了也没人理,教会是不管我们的!所以一定得有点准备。”我说你在教堂里整天证婚、办丧事,大概存了不少“奉献”的钱,教堂又免税,你们神职人员弄钱可能更有办法。他说他没有钱,因为他在天主教里受排挤。我说你学术地位这么高,在天主教里却不过一神父耳,未免太不公平。他说他是土神父,当然吃不开。我听了,会心而笑。天主教是洋教,想在天主教里走红,必须走国际路线。国际路线走得通,虽然学问“不修边幅”(这是于斌自己说的),也照样尸居高位,于斌、罗光等等皆是也。在这种处境下,方豪当然难免有一股怨气。表达怨气的方法中,口诛他是不敢的,但是笔伐——匿名的笔伐——听说他就伺机干过,他匿名写过攻击于斌的文章被查到,写悔过书了事。有一件事,倒是怪怪的,那就是《新闻天地》登出的一篇匿名的《台湾挤挤挤挤),里面骂到吴相湘,也骂到我,吴相湘阅后大怒,间接质问国民党文化特务卜少夫《新闻天啡负责人》是谁写的?卜少夫说是方豪,吴相湘跑去大骂方豪一顿,然后告诉我,叫我也去骂他。我说:“方先生是我老师,让他骂骂算了。”吴相湘说:“这些洋和尚太可恶!”我说:“你吴老师信了洋和尚的天主教,不看洋和尚面也看玛利亚面吧!”

  那时我在《文星》推动现代化,其中项目之一是扒粪运动——扒高等教育的粪。1963年11月1日,我在《文星》第七十三期发表“高等教育的一面怪现状”首开先河,先攻击台大;1964年5月1日,转向辅大,第七十九期刊出孙智囗透露、孟祥柯(孟绝子)执笔的《从一巴掌看辅仁大学》,高xdx潮迭起。刊出后,我同方豪吃饭,兜他写点辅大的文章,因为我相信他近水楼台,一定有内幕文件。方豪听了,义正辞严地正告我:“我是神父,我怎么可以这么做?”我说:“台湾好挤——啊!”我故意拉长了“挤”字的声音,方豪顿时面色大变。我说:“一、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;二、我和你一起写,文章也有我写的部分;三、不论出了什么事,我自己一个人挡,绝对与你无关。”我又说:“老师想想看:田耕莘他们从大陆到台湾,‘乞丐赶庙公’,把台湾的地方教会都给夺了权,你们怎么忍得了这口气?教会这样黑暗,这种黑暗,又侵蚀到高等教育里,老师怎可以不说话?天下坏事的造成,有两个原因,一个是坏人做坏事,一个是好人容忍、坐视,甚至默许坏人做坏事。做好人是不够的,得做奋斗的好人才成。所谓奋斗的好人,就是要挺身出来向坏人作战、向恶势力作战、向腐败和愚昧作战。向老朽和开倒车作战、向头脑不清的混蛋作战。奋斗的好人不会背后袖手叹气,不会关着门埋怨,不会闷着头给坏人欺负或看坏人欺负人,奋斗的好人总该发挥打击力出来。今天我劝老师写点东西,目的也无非在此。”方豪听了我的话,终于心动,他同意写一篇,不过要附加一个条件,就是文章底稿最后要还他,我笑了一下,同意了。文章果然来了,标题是《从三文件看辅仁大学文学院》,我把它加进我写的部分后,以“沈沉”的名字,发表在1964年9月1日的《文星》第八十三期上。这篇文章一出,无异把一颗原子弹丢在天主教头上。田耕宰等立刻开紧急会议,追究教会内部文件怎么泄漏的?并追究作者是谁?与会人士不假思索,一致断定非方豪莫属,于是立刻把方豪找来,由田耕莘亲自审问。方豪死不肯招。田耕率要他在圣母面前跪下发誓,方豪扑身便倒、脱誓而出,仍旧矢口否认。田耕率大骂他发假誓,方豪被逼无法,心生一计,说请到《文星》去查,如能证明是我写的,我就甘服。田耕宰认为有理,就决定派人去查。但《文星》有李敖在,李敖是何等剽悍的人、岂是易与之辈?于是商量一阵,决定派徐熙光神父来“挂铜铃”。徐神父透过一位认识我的朋友先打招呼,然后就单独到我家里来。

  写到这里,先要插播方豪。方豪自从在田耕宰那边虎口余生后,落荒而走,气急败坏找到我。我安慰他说:“我不是有过保证给你吗?我保证这件事只有你和我知道,不论出了什么事,我自己一个人挡,绝对与你无关,你还怕什么?”他说:“我当然相信李敖最够朋友,只是这回我给吓坏了,特别来看看你,通知你他们会找你,你有个准备。此外,我还有个要求,希望你帮忙。我想请你在报上登个启事,声明一下这篇文章是你写的,与某神父无关,不知可不可以?”我说:“凡是对你有利的,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,要我怎么做就怎么做。登启事可以,你说怎么写,你拟稿,我照发就是。”方豪大喜,立刻拟了稿子,并要求由他亲送《联合报》,我给他登报费,他不肯收,就这样的,“李敖启事”便上了《联合报》。

  徐神父出现了,宾主坐定以后,他说:“李先生是干脆的人,我们打开天窗说话:教会方面,断定是方豪干的,方豪品行不端,我们不会错怪了他。不过,为了证据齐全,我们还是找到《文星》,请李先生开一证明,证明作者是谁。”我说:“不管作者是谁,《文星》没有义务答复你们。”他说:‘当然没说义务不义务,只是来请你们答复。”我说:“请也不行。”他说:“教会方面表示,这篇文章已构成严重的诽谤,很多人主张要告《文星》,一告的话,作者是谁,就可以告出来了。”我说:“是可以告出来了,不过作者的名字叫李敖。”他说:“李先生说笑话,这篇文章不是你写的,是方豪写的。”我说:“是我写的,方豪写不了这么好。”他说:“我们相信是李先生改过的,增补过的,不过起草的一定是方豪,李先生不会知道这么多教会的内幕。”我说:“只要你们告告看,你们就会惊讶我知道教会的内幕,远超过你们的想像!你可以转告田耕莘,我保证在你们告我的第二天,就公布闭同性恋的神父名单——包括你徐神父在内!”徐神父一听脸色大变,赶忙说:“哪里的话,哪里的话,李先生对我们全误会了。田枢机派我来,绝不是通知要告《文星》的,哪里会这样伤和气。……相反的,教会方面还准备送二十万元现金给《文星》资料室,不要收据。教会方面决意要清除神父的败类,所以无论如何要李先生帮忙。”我说:“二十万是大数目,可是你们看错了人。你请回去吧,告诉田耕莘,留着二十万,去买别人吧!李敖不卖,也不帮忙!并且顺便带一句:文章是我写的,可别罚到方豪,别冤枉了好人。方豪如受到教会的惩罚,我可不能沉默!”就这样的,方豪安然过了关。辅仁大学大改组,头目周幼伟下台。周幼伟气得要死,印了一本小册子——“不得已而辩”大骂方豪,被田耕莘立刻下令收回,不许散发。周幼伟离开台湾,不久就气死了。

  方豪惊魂甫定,同我秘密聚了一餐,夸奖我真够朋友。真是男子汉,说话算话。我笑着说:“你何必这样怕他们?让他们给你开除教籍(破门律)算了,别做什么神父了,讨个老婆好过年吧!”方豪苦笑着说:“不行啦,我太老了!我若给逐出教会,就身败名裂,一切都要从头做起。我太老了!我没有时间和勇气去挣扎了!”我说:“无论如何,你总算做了一次奋斗的好人,而不是什么也不做的好人。”他说:“我再也不要做奋斗的好人了!我还是做什么也不做的好人吧!跟你一起奋斗,吓死人了!”我大笑。那天我喝了不少酒,有点醉了。方豪的脸型在我眼里有了变化,好像忽短忽长,像一条橡皮筋。酒醒后我想起:物理学上,橡皮筋在拉长时候,实际是受到了压挤,受到了挤挤挤挤,温度就升高了。所谓好人,又何尝不这样呢?好人其实是最胆小的,懦种的,偷懒的,伪君子的,逃避现实的,害怕坏人的,什么也不做的,只会独善其身不会兼善天下的。好人只会消极做好人,不会积极做好事。所以,好人其实是很不发热的。如果把好人当成橡皮筋,把它压挤,把它挤挤挤挤,它的温度便会升高。可见我们这些“善霸”、这些李敖之流,有一个大用处,就是可以使好人做好事,可以诱好人做好事,可以逼好人做好事。由于我们的深藏,他们才可以显露;由于我们的布施,他们才成就了功德。

  方豪在这一事件爆发以后,开始扶摇直上,1969年做政大文理学院院长,1974年当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,1975年当“名誉主教”加“蒙席”衔,1978年率团去香港参加圣文生慈善年会并在海外讲学。……成为德高望重的好人;我则开始江河日下,被国民党斗倒斗臭,后以叛乱罪判十年。那时方豪正在政大做文理学院院长,我从牢中写信去,请他代卖我的部分藏书,钱给我母亲。他同意了。不料书派人送过去,他又反悔。我大怒,写信大骂他,并威胁出狱后要公布“沈沉之事”。他怕了,写信来说书虽无法代卖,但鉴于我乃孝子,愿每月付我母亲三千元,直到我出狱为止,我同意了。他果然守信寄来,我心中感谢,可是嘴巴不能软,一软他又会耍赖了。如今方豪早已魂归天国,我怀念他,觉得真的方豪有两个,一个是世俗的、神职的、公开的;一个是超凡的、人性的、秘密的。做了他多年的学生,我自信我能探入他超凡、人性而秘密的一面——那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一面。我不愿让这一面的方豪死后埋没,我若不写,方豪就真死得太渺小了。

  方豪的例子,证实了好人需要“善霸”逼他做好事,好人多是伪君子,如果云龙契合,伪君子也会做出好事。我这种态度,才真真是“与人为善”。非但伪君子如此,甚至真小人真坏人也可以适时打造。我生平不怕同三八蛋合作,如果你厉害,使王八蛋无法施展他王八蛋那一面,他可能就变成一次好人,做出一次好事,“法门寺”中的宦官刘瑾,就是一例。

  方豪事件的另一余波是,徐熙光神父后来也跟我熟识了。他后来跟一家书店有财务纠纷,但对方有黑道势力,他盼我帮忙讨债。那时我正被警备总部二十四小时派人跟踪软禁,我想黑道最怕警总,我大可借力使力、以毒攻毒,就答应了。讨债之日,对方果然有流氓现身,俨然武士刀出鞘模样,我手一招,跟踪在我背后的警总人员宣凤林等立刻上前,亮出身分,大喝:“你们有话跟李先生好好说,我们是‘保护’李先生的,你们乱来,就抓去管训!”吓得流氓鼠窜而去,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与徐熙光音讯不通二十多年后,章孝慈请我去东吴,消息传出,台中静宜大学也闻风而至,以聘书相招,聘书署名:“校长徐熙光”。我为之一笑,谢绝了他。后来陆啸钊告诉我:徐熙光实在是一个很好的人。

  我做“善霸”,一生恩怨分明,有恩必报、有仇必报,绝不“算了”。我常说有仇不报的人就是忘恩负义的人,因为这种人是非不分明。我一生中,对三个忘恩负义的人,都予以教训,三人都被我“写书伺候”以代“大刑伺候”过。他们是柏杨、林正杰、彭明敏。我有恩于柏杨,他受难时大力救他,我自己后来坐牢的原因之一,就是官方恨我义助柏杨。他出狱后疑神疑鬼,怀疑我与他前妻有染,因此对我不由分说,径行恩将仇报。高信疆透露此事给我,我对柏杨大为光火。我愤愤对信疆说:“柏杨也许可以怀疑我李敖的道德标准,但不可以怀疑我李敖的审美标准。——柏杨的前妻很多人觉得很漂亮,但根本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。”我又愤愤说:“美女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去的人;明星是最后知道自己过气的人;王八是最后知道自己老婆偷汉的人;……”信疆一再劝慰我,我余怒未息,写了一本《丑陋的中国人研究》拆穿柏杨。至于林正杰,党外时代我有恩于他,我帮他第一本党外周刊——《前进》打天下,几十万稿费,一文不要,他因此有钱买了房子。后来他为了政治目的,竟勾结起连联考程度都不足的手下国民党情治人员联手造谣,诽谤起“李大哥”来,被我一面写书予以拆穿真相,才是我工作的主力。我不但自己拆穿,还鼓舞并协助“同好”一起拆穿,一面告到法院判刑。十年以后,他为林洋港助选,还请我吃了一顿饭,对过去的冒犯,他自知理亏,面有惭色。至于彭明敏,我在台湾人受欺压时代,曾为他仗义。因他坐牢,他自述那段与我罕为人知的患难交情后,曾经写道:“我受难期间,他(李敖)对我那份厚情和义侠,永铭于心,至今仍时时回念感谢。”但是,二十多年后,在“台湾人出头天”后,他却出书删去了李敖,把“厚情和义侠”的外省人出了局。对如此忘恩负义之人,我写了一本《你不知道的彭明敏》拆穿他。或间如果时光倒流,我是不是还会帮助这三个人,我的答复是还会,因为当年对他们的义助,是基于打击国民党政府的不义,是基于同情与人权,而不是冀望有什么报答。但按人间常理,助与被助之间,施者固然一无所求,受者却当感恩怀德。若受者不但不感恩怀德,反倒恩将仇报,这就未免太逸出人间常理了。古代“介之推不言禄,禄亦弗及”,介之推是高人,他不介意。但是介之推若在“禄亦弗及”之外,居然还被他帮过忙的人倒打一耙,这恐怕纵是介之推,也要咽不下这口气,要写一本书拆穿拆穿了。

  其实,对忘恩负义的朋友施以教训,对我只是小焉者也。我真正的主力,主要全锁定在敌人头上,在我不胜枚举的著作中,从《孙中山研究》到《蒋介石研究》、从《拆穿蒋介石》到《清算蒋介石》、从《国民党研究》到《民进党研究》、从《蒋经国研究》到《论定蒋经国》、从《共产党李登辉》到《李登辉的真面目》。……这方面的拆穿真相,才是我工作的主力。我不但自己拆穿,还鼓舞并协助“同好”一起拆穿,李世杰之于《调查局研究》、《军法看守所九年》。曾心仪之于《孙立人研究》、《孙案研究》、大风(潘君密)之于《新官场现形记》、沈醉之于《军统内幕》、程思远之于《政海秘辛》、唐德刚之于《李宗仁回忆录》、王小痴之于《三毛三部作》、司马既于刘心皇之于《蒋介石国大现形记》、万亚刚之于《国共斗争的见闻》、宋希濂之于《鹰犬将军》、汪荣祖之于《章太炎研究》、谢聪敏之于《谈景美军法看守所》、谷正文之干《安全局机密文件》。……种种努力,真可谓“无隐之不搜、无微之不续”,蒋家天下碰到我这种死对头,可真生无宁日、也死无宁日了。

  口诛笔伐之外,打官司也是我特有的癖好之一。被我告过的人,官职从“总统”到“五院院长”、官衙从台北市到台中、高雄市,全都无所遁形,国民党中常委、国民党立委、国民党大特务、国民党市议员、国民党教授等等,无一不告。我如此惹起官司,事缘三十三年前我被国民党大员胡秋原告到国民党法院,从此便一路“过堂”、“听审”、“惊奇’、“拍案”,高xdx潮迭起,几无宁年。个人也由“被告”而“原告”、由“小民”而“刁民”、由“自卫”而“卫人”,由“卫人”而好管闲事、为弱者打抱不平。于是跟国民党司法黑暗的前卫人士起了冲突,不论是法官污吏、不论是禁子牢头、不论是司法长官法务部长,一干人等,都在我“点名批判’之列。三十三年间,为真理、为正义、为自己、为别人,我打了太多太多的官司,与法官一千人等冲突几十场,出庭几百次,下笔几十万言,好讼之性,自少到老;是非之争,老而弥坚。坚挺之余,特在六十一岁大寿前夕,多场官司缠身之日,编出一本《你不知道的司法黑暗》,聊以为快意恩仇。这本书,共“点名批判”法官等司法人员四百五十人,像放榜一样,真是洋洋大观。我坚决相信:只有“点名批判”、“公布姓名”的办法,才能使法官知所警惕、无所遁形,进而形成外压力,促成司法的改革。否则法官失职,人不知鬼不觉,判决下来,只知道是“地院判决”、“高院判决’、“最高判决”,人们只能归罪法院,而不能揪出法官,这样认店不认和尚,绝非良策。须知法院是空的,法官是实的。只有紧迫盯人,才能找出病原所在。——坏事毕竟是人干出来的,不把人锁定,谴责房子又有个屁用哟!同样的手法,我也用“点名批判”、“公布姓名”法对付台湾有头有脸的各界人物。我写“八十五位混人花名录”,把要以“中华民国”之名重返联合国的八十五个“立法委员”名字一榜及第,统统公布;我写“斥一百六十二位教授”,把支持并推荐民进党尤清当台北县县长的一百六十二个“中央研究院”与台湾大学教授名字一榜及第,统统公布。……这种下笔气势,可谓古今所无。

  关于我好讼性格,有一段有趣的记录。1987年5月7日我有日记如下:“今天上午在地院十七庭开控司马文武等八人庭。司马文武说李敖写文章也有骂人的话,推事黄德贤说:‘那是另一回事,别人可以告他,与本案无关啊。’司马文武说:‘可是,没有人敢告他。’”——为什么没有人敢告我?因为告了会进一步惹得满头包。本来只被李敖骂一次的,因为兴讼,反倒挨更多次骂了。跟李敖纠缠,是得不偿失的。至于好讼是胜是败,我倒一直是以“成固欣然、败亦可喜”的心态打官司的,我反正站在正义的一边,法官苟有异数,同我一边,是为“欣然”;法官同流合污,不同我一边,但他们的判决书可以被我遗臭万年,留为历史活证,这也不错,是谓“可喜”。打官司对我是“正义的娱乐”,既是“娱乐”,就要高高兴兴去面对,不能怄气啊!

  有一次,黄。冶告诉我,阎愈政说过一句名言:“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。因为他独来独往,高兴骂谁就骂谁,就能骂谁、就敢骂谁、就毫不顾忌任何人地骂谁。他没有老板、没有上司、没有朋友,又一笔在手六亲不认,多痛快啊!李敖是全台湾最快乐的人。”我听了,哈哈大笑,我说:“真是如此。斯大林说经过精密作业后把敌人一下子打倒,是人生至乐,我看我在争是非与真理的过程上,也有这种心境。打倒敌人是人生快事之一,你的敌人颠倒是非、歪曲真理,你把他拆穿,把他搞得灰头土脸,小李飞刀,千刀万里追,多开心呀!”有人问我:“你有这么多敌人,并且每天写文章结新怨,每月按几何级数增加敌人,到底有苦恼没有?”我说:“苦恼倒没有,困惑倒有一项,就是不知谁来杀我也。我跟胡茵梦离婚后,有人匿名打电话来,说:‘李敖,你这不要脸的爱情骗子,我要杀你全家!’我说:‘我全家只有我一个人。’他说:‘那就杀你一个人。’我说:‘好呀,你就去排队吧!’”

  “管子”说:“一年之计,莫如树谷;十年之计,莫如树木;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。”我年纪愈大,愈觉得这段话中最后一个字出了毛病。我觉得“终身之计”,实在不是树“人”,而该是树“敌”,该是树立一大票敌人跟在你屁股后面。你要使自己像一颗彗星,扫把后面是尾随的一大片杂碎,那片杂碎无他,彗星之敌也。在以不得罪人为得计的“中国乡愿”人士看来,我这种怪想法,实在不通,实在跟自己过不去,其实不然。事实上,树敌有树敌的快乐,其乐有时在交友之乐之上。并且交友之苦的流弊,也可以完全避免。我这样想:像我这样以明辨是非、追求真理为职志的人,广事交游恐怕是一种祸害。一来我没有太多余力同朋友搅和,二来在许多情况,朋友反倒是明辨是非、追求真理的妨碍。当我坚持是非与真理的时候,往往跟朋友发生冲突,或者破坏了朋友的公共关系、人际关系,这样一来,反倒令人不安。如果不是朋友,就可以没有这种心理负担;如果四面皆敌,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大干特干,这样多好!就在这种心境下,我慢慢变得以交友为苦,以树敌为乐。

  不无遗憾的是,纵使我以树敌为乐,无奈这个岛上连敌人都不够看。我佩服的法国英雄戴高乐做总统时,一天在回家的路上,被一群刺客伏击。刺客们一阵乱枪,朝戴高乐的座车射去,戴高乐头都不低,理都不理他们。结果行刺者一哄而散,逃之夭夭。戴高乐只讲评了一句话:“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!”如此而已。三十多年来,我备受国民党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小人们诬谤,对所有攻击我的人,我的讲评,也是如此。“这些家伙的枪法真差劲!”攻击我的敌人,实在不够料!基本上,他们是国民党教化下的一群杂碎,严格地说:他们做为李敖的敌人,是不够格的,如今我六十二岁了,我可以论定:我一生中,实在没碰到够格的敌人,虽然我也花不少时间排除这些杂碎,但在心情上,是游戏性的、逗乐性的、恶作剧性的,基本上,我根本没把他们看在眼里。江述凡跟人家常说:“李敖为人,极守行规,他的行规是基度山式的,一切恩怨,照方吃草药,有恩报恩、有仇报仇。李敖不问亲疏,不论黑道白道。他不相信狗咬人,人不能咬狗,他虽是人,也会咬回来。这就是李敖的可爱处。”——所谓咬回来,就是我游戏性、逗乐性、恶作剧性那一面。述几这段话,是知我者言。魏廷昱告诉江盖世说:“批评李敖的人,没人比得上李敖的人品。李敖比他们至少高十倍!”也是知我者言。

  1983年2月,我收到读者张大为的信,他说他看到TomWilson的漫画专集,看到漫画一个人拿着乒乓球拍打球,可是球打过去,对面并没有人,这人自忖道:“对别人可能是‘乒乓’,但对我只是‘乒’而已。”张大为说他看了这幅漫画,“第一个印象就是:李敖!”最后署名是:“您的读者‘Pong’张大为敬上”。我在足足一年后回信给他说:

  十年前,我被李翰祥国联公司的刘经理诬告“诈赌”,说我跟蒋光超串通做假牌,法院传蒋光超去,蒋光超说大家玩牌是实,何来“诈赌”?并且当天晚上才与李敖相识,两人原系素昧平生,又怎能串通?法官大人发现整李敖就要整到蒋光超,乃不了了之。法官顺便问我会不会做假牌,我说假牌实不会做,但真牌打得极好。——我凭真牌就可以赢别人,谁还要做假牌?

  如今我在这个岛上,凭真牌就可以赢尽死友死敌死百姓,可以“Ping”尽芸芸众生而成one-manshow,谁还要做假牌?

  因此,我是第一真人,无须做假,也不屑做假,处处以真面目示人,这是我最值得自豪的。谢章铤“赌棋山庄词话”中说辛弃疾,说:“稼轩是极有性情人,学稼轩者,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,否则虽纸上奔腾,其中俄空焉。”一般人只知道李敖有才,却不知道李敖是“极有性情人”,我打遍天下的一“ping”,其实非我之才,而是我之真。大为老弟,以为然否?

  除了我对“人”的有“Ping”无“Pong”之感外,我对“地”也有“不够看”之感。1984年9月5日,罗小如从美国来,问我今后的方向,我说跟国民党陷在一个岛上,又有个屁方向!在这种局面下,我们做的一切努力,都会因国民党在世界上无立足之地而连累得也无立足之地,——台湾变小了,你也跟着变小了。我们牢也没少坐、刑也没少受、罪也没少遭,可是声名成绩却不如苏联的人权斗士,也不如韩国的、也不如菲律宾的、也不如大陆的,这都是因为同国民党“与子偕小”的缘故。但是,“与子偕小”还是走运的呢,搞不好还要“与子偕亡”呢!我在《世界论坛报》写专栏时候,段宏俊(现已绝交)打电话来,说有读者抗议,埋怨李敖的文章谈了许多小人物的小事。我告诉他:“你呀,要有见识一点!台湾哪有大事可谈?台湾有的,都是屁事小事,不谈这些,没得可谈了。”其实,我的文章,大小事皆谈,就近取譬、随缘论人、因材施教、雅俗共赏,并无所定型。纵所论者小,也是以小喻大,乍看起来,或是论断一些杂碎小人物,其实文章深处,别有大义存焉。这些大义,都表现在我文章中的新意见上。英国哲学家洛克说得好:新意见常被怀疑且时遭反对者,无他焉,只因其不落俗套耳。所以,我人虽与台湾偕小,我的文章与思想却离台自大,与小岛根本二分。

  我一生饱蕴救世心怀,但救世方法上,却往往出之以愤世骂世,这是才气与性格使然。我有严肃的一面,但此面背后,底子却是玩世,这是别人不太清楚的。正因为玩世,以致明明是严肃的主题却往往被我“以玩笑出之”。所以如此,一来是轻快处世,二来是避免得胃溃疡。被杀头的古人金圣叹曾有“不亦快哉”三十三则,我曾仿其例,一再写“不亦快哉”,现在把1989年写的一次抄在下面,以看我严肃中玩世之态:

  其一:得天下之蠢才而骂之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国民党过去欺负你,现在把它欺负回来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老蒋生前他下我牢,老蒋死后我鞭他尸,写《蒋介石研究》、《蒋介石研究续集》、《蒋介石研究三集》、《蒋介石研究四集》、《蒋介石研究五集》五书,并编《拆穿蒋介石》一厚册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鞭尸之外,旁及其妻其子,无一幸免,—‘一大书伺候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平生有恩必报,有仇必报,快意恩仇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仇家不分生死,不辨大小,不论首从,从国民党的老蒋,到民进党的小政客、小瘪三,都聚而歼之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在厕所里读党义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在监牢里读禁书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在浴盆里泡热水,不用手而用脚趾开水龙头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在浴盆里一动也不动,由美女一切代劳,自己像死猪一样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在动物园,抱小老虎、小狮子照相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逗小狗玩,它咬你一口,你按住它,也咬它一口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破白蚁窝,见彼等奔相走告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以DDT喷马蜂窝,见彼等欲振乏力,个个倒毙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以快速放领袖万岁歌,以慢速放蒋经国演讲电影(蒋经国演讲本来就比别人慢五拍),看了笑不可仰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看自己出书、看朋友出狱、看高手出招、看敌人出丑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看丑女出嫁、看美女出家、看大钞出笼、看老贼出殡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看傻瓜入彀、看笨蛋入伍、看阿婆入席、看流氓入伙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看淫书入迷、看债主入土、看丑八怪入选、看通缉犯入境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看新女性大脑每下愈况、脸蛋美下愈况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去拍卖萧孟能家电话,萧孟能说:我付钱一万六千元买下这电话行不行,免得我改电话号码,我说你付十六万都要拆你这电话,非逼你改号码不可。气得他呼呼直喘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萧孟能诬告我,被我反告。他怕坐牢,逃到美国去了。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学邱创焕讲台湾语,一边学一边笑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写文章骂台湾人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写文章替高山族仗义执言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送女儿念美国学校,不考三民主义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快行己意,有话直说,高兴骂谁就骂谁,从蒋经国到他妈、从李登辉到杨丽花、从蜗牛族到女娲、从“忘了我是谁”到“教我如何不想他”,都在被骂之列,不亦快哉!

  其一:与牙医为邻,十多年拔牙不给钱,不亦快哉!

  牙医张善惠和林丽苹小两口儿做我邻居二十年,一直相处甚得,我笑说我不同你们吵架,就是要你们永远做“李敖为人很好相处”的证人。不单牙医夫妇如此,我还把许多好朋友“保存”下来,做我的证人。以姓名笔划为序,眼前的夫妻档就有丁颖和亚蔽、王惠群和朱先琳、王荣文和陈芳蓉、汪俊容和阮雅歌、周弘和“女强人”、周渝和林慧华。沈登恩和叶丽卿、林永丰和连凤珠、孟绝子和欧阳杏如、施性忠和庄姬美、高信疆和柯元馨、徐汛和玉芝芝、孙英善和“小林”、黄胜常和高继梅、黄奠华和李元枝、许以祺和梁绪华,陈兆基和应雅玲、陈良榘和叶于玫、陈彦增和郭文华。张坤山和陈秀梅、陆晋德和邱素莲、邓维桢和黄宝云、赖阿胜和邓玉娟、赖宪沧和张玲玲、简志信和黄月桂、刘峰松和翁金珠、刘绍唐和王爱生、刘显叔和陈烈、蔡仲伯和李金环、龙云翔和李琼媛、罗小如和‘小马”、苏秋镇和邓香兰。萧启庆和王国樱等。至于其他熟知旧识,除书中已提到的外,台大老同学有李念萱、翁松燃、景新汉、马宏祥、袁祝泰、龚忠武、胡之伟、陈又亮等。同学以外,王长安、王孟亮、王秋原、王维贞、王维纲、王树权、尹章义、包奕洪。石文杰、石齐平、江述几、池士勋、何伟康、何国庆、李昂、李宁、李安和、李志仁、李成林、李华俊、周才蔚。林秉钦、林清玄、武忠森、金惟纯、马家辉、胡兆扬、胡基峻、施寄青、宣中仪、洪金立、唐德刚、夏光天、梁铭远、连家立、黄玉娇、屠申虹、张明彰、张福淙、张锦郎、郭鑫生、曾心仪、曾祥锋、赵文华、陈中雄、陈宏正、陈平景、陈芳明、陈晓林、庄申庆、汤麟武、潘君密、杨祖珺、应凤凤、戴天昭、魏光中、苏墱基、苏洪月娇等,都可做我的证人。此外,在我眼中,王淑江、王淑英姊妹是天下最好的人,黄怡是最有观察深度的人,陈文茜是最聪明慧黠的人,汪荣祖是最有正义感的文学家,陆善仪是最纯正的“新女性”,周之鸣、郁慕明是我化敌为友的朋友,而胡虚一、林永智、赖智信、罗贤义等他们都是义人。……老辈人物我对沈铭三先生(已故)、胡适先生(已故)等,感其鸿恩;对叶明勋先生、杨西崑先生等,怀其令德。我的新朋友中,谷正文老将军心狠手辣,却豪迈过人,最有特色;亚洲巨星王靖雯(王菲)从香港来台特别看看我,最不寻常。

  我为人外宽内深、既坦白又阴鸷、既热情又冰冷、既与人相谐又喜欢恶作剧,我立身光明,待人真诚,虽有权谋,但用来自卫而非害人。我为人很够朋友,也喜欢交朋友,可是我却愈者愈抑制自己,不大交朋友。其中最大的原因有二:一是怕朋友是“匪谍”;二是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。关于朋友是“匪谍”方面,我在台中一中,认识一位教英文的朱景昌老师,那时他四十出头,河北饶阳人,英文造诣颇深。他很孤僻,曾公开宣布不交任何朋友,理由就是交到“匪谍”怎么办?此公理由颇为有趣,我戏而识之,每以此自勉。但是四十多年来,不幸还是交到“匪谍”,因而进出警备总部,几无宁日。幸亏胡秋原公开指我为“匪谍”,我自己既是“匪谍”,则复何惧于“匪谍”耶?从此“匪谍”坦荡荡,再也不怕“匪谍”矣!关于怕自己的时间过于浪费在朋友身上方面,这一怕,随着年华老去、来日无多,更形严重。有些人整天游手好闲、喜欢跟你聊天,我最怕交到这种朋友,因为实在没工夫陪他神聊,但这种人往往又极热情、极够朋友,你不分些时间给他,他将大受打击。所以一交上这种朋友,就不能等闲视之。这种朋友会出现在你面前,以怜悯姿态劝你少一点工作,多享受一点人生。当然我是不受劝的,我照样过我的清教徒生活,不烟、不酒、不茶、不咖啡、不下棋、不打牌、不考究饮食、不去风月场所,什么三温暖、什么啤酒屋、什么电影院、什么高尔夫球……统统与我无缘。这种朋友看我如此自找苦吃,也就懒得再劝我,只是间歇性地跟我吃碗牛肉面、或买来便当到我书桌旁同吃、或同我快步散步一段路,就逃掉了。在这种极热情、极够朋友的人以外,有些朋友跟我颇多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味道。但“君子之交”还是要见面的。不过这种见面,十九都是到我家,而不是我去他家。我最不习惯去别人家作客,“君子之交”的朋友要看我,大都要来我家作客,不过,天知道那是什么容!

  到我家作客的朋友,都知道我有一个奇怪的“待客之道”,就是绝不专心待客,而是要一边做工一边同客人谈话。所谓做工,大都是整理资料:圈呀、剪呀、贴呀、分呀、捆呀、搬呀……两手动个不停,也忙个不停。不过我这样做,丝毫不影响我的注意力、反应和应对。我常常给客人“教育”与“洗脑”,提醒他们我有一心两用甚至多用的本领。我告诉客人,17世纪大学者王船山可以一边向学生讲课,一边跟太太吵架,而证国演助中的庞统庞士元,更是十项全能。《陶庵梦忆》中的黄寓庸也有“耳聆客言,目睹来牍,手书回札,口嘱亻奚奴”一身四用的本领。正因为我有这些一身三用、一身四用的本领,所以我待客时,就先声明我要一边做工一边谈话,一如蒋介石到印度拜访甘地,甘地却一边纺纱一边谈话一样。朋友们知道我这一奇怪的“待客之道”,也就不以为什,有的甚至跟我一起做起工来,像孟绝子、像陈兆基、像陈彦增……一到我家,就从客人降为苦工,不由分说,立被拉夫征用。当然也有向我抗议的,老友骆明道就是一位。骆明道说:“李敖是一个苦人,有福不会享,整天做工。你跟他谈话,他五分之四的时间都不抬头看你,谁吃得消他啊!我才不要去他家呢!”所以,骆二哥只愿同我通电话。但他不知道,通电话时我用下巴夹住听筒,照样做工不误,骆二哥至今还蒙在鼓里呢!

  我不但是个工作狂——裹胁朋友一起工作的工作狂,生活方面,也有狂在。我身怀大志、志不在温饱,衣、食。住、行方面,后两者比较考究:住大房子,原因之一是补偿我多年蹲小牢房的局促;坐宾士车,原因之一是警告想收买我的人老子有钱。对吃,向不考究,并且喜欢奚落老是喜欢做美食、吃美食的家伙。有一次,哥儿们邓育昆请“敖哥”吃饭,他特地以松花江白鱼饷客,下著之后,问我口味,我说:“我实在消受不起这种贵鱼,我觉得它不如吴郭鱼好吃。”育昆闻而大笑。我不好吃,并已饮食极有节制,已有超清教徒水准。我身高一米七三,一生体重没超过六十八公斤,看起来比所有同年龄的人年轻,“善保千金躯”,有如此者。至于衣,我更不考究了。我以买百货公司换季时廉价品为主,所以穿的都不考究,也不太合身,因为志在天下,没有耐心去量来量去。多年前我同颜宁吃晚餐,饭后搂着她的腰在马路上散步,她忽然笑着说:“李先生,你穿的裤子不是你自己的。”我问为什么,她说不合身啊,我闻而大笑。我做“李敖笑傲江湖”节目,电视上永远一袭红夹克,近四百场下来从不改变,大丈夫不靠衣服显,由此可见。不过我的红夹克倒是名牌,因为只有那个牌子的式样看来最保守,不怪形怪状。我本有一件,后来在电视中看到郝柏村也穿了一件,我大为着急,因此把同样的都买来了,现在一共四件,可穿一辈子,死后还可留给我儿子。

  我儿子勘勘四岁半,女儿湛湛两岁半,太太王小屯比我小近三十岁。小屯十九岁时候,我在台北仁爱路碰到她,先看到背影,她身高一米七○、下穿短裤、大腿极美。她既有一腿,我就有一手,就这样认识了她。后来她念文化大学植物系、中兴大学中文系,成绩优异。她为人聪明、漂亮、善良,喜欢偷吃零食,还会写诗呢。还有,她又脱俗纯真、不喜奢华,因我反对戒指等俗套,我们结婚时没有戒指,她也同意玩笑性的以“易开罐”上金属环代替。和她认识八年后,在1992年3月8日结婚。我笑她“骗婚”,她笑说:“你那么奸诈,谁骗得了你。”这次结婚,为了向户籍机关陈报,买了市面上卖的“结婚证书”。陈兆基、陈良榘、陆啸钊、陈彦增四老友见证完毕后,我题字其上,字曰:

  证人从老,

  证书从俗,

  正朔从伪,

  三三人人出炉。

  小屯若生古代,一定是三从型女人,因为她思想忠贞保守。郑南榕的太太叶菊兰、林世煜的太太胡慧玲,都戏呼她“王大牌”,因为她对不熟的人常常一言不发,看来架子很大。她的父母是最质朴的河北省人,节俭持家,不慕荣利,住在南港,都是非常好的人,但我和他们说话却说不多,倒不是“李大牌”,而是丈母娘年纪比我还小,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在合法婚姻以外,跟王尚勤有一私生女儿,是美国人,名叫HedyLee,小名小文,与我太太同岁,我有“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”一书,就是写给她的。1964年她在美国出生的时候,陈鼓应跟人说:“李敖这个女儿在美国出生,就是美国人了,李敖的目的,是二十多年后,可以以‘美国人的爸爸’身分去美国。”这话传到我耳里,我开玩笑说:“李敖这么有远见吗?有本领把计划定到二十年后吗?二十年太长了吧?变化太多了吧?我靠小文去美国,还不如靠老蒋回大陆也!”如今,“岁月如矢,革命未成”,二三十年一晃就过去了,靠老蒋回大陆固是笑谈,靠小文去美国却逼人成真呢!如今许多家长大做“小留学生”之梦,他们的“大头”,其实还不如李敖的“小头”远见呢!又何止他们,连我李敖自己,恐怕也都我“大头”不如我“小头”有远见呢!鼓应老友,真深知我“小头”者,在这一点上,他真是先知呢!不过,我靠女儿去美国,又何必呢?我三姊早就在不告知我前提下,替我申请成功移民名额,美国在台协会一再催我不要失掉机会,我理都不理。——我要以中国人身分死在台湾,此志不移了。在小文成长过程里,我正坐牢,她被我妈妈溺爱、又加上在美国学校学到不少坏习惯,最喜奢华,所以不无“世纪末”的问题,近年在我金钱攻势下,“折节读书”得到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硕士。我妈妈生在1909年,今已“米寿”之年,眼看九十了。她本来跟我住,现住加拿大我弟弟家。我在1991年1月4日写信给在昆明的大姊,有这样的话:

  老太自昆明返台北,大有白居易“新丰折臂翁”诗中“从兹始免征云南”之慨!本来是“应做云南望乡鬼”的,如今重走台北敦化南路红砖之上,意气风发,不似八十老妇。两个月前,我的四个朋友,都在一月之间,死了八十老娘,我笑谓老太:“别人的妈跟你同岁,都死了,你有何感想?”老太笑答曰:“我身体好得很呢!我跟你一起死!”

  老太太的风趣,由此可见。

  在《李敖回忆录》这最后一章,我故意写得很随性,信笔所之,像个老去人儿在话家常,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,别有倚卖之趣。既然行云流水般地写这部回忆录,我想随性谈谈我“性之所至”的事。我小学四年级十岁以后,因为看到北新书局《健康的性生活》一书,就发现了手淫之乐。这个习惯,跟随我五十多年,直到今天。“手淫”两字对我说来,其实不符实际,因为我不用手久矣。我精选美女图片,虚拟实境,顾而乐之;穷极视想之欲,意而淫之。因为美女图片愈选愈是极品、愈是上选,所以去实际上的女人愈远,实际上的女人其实极少符合我那十分挑剔的审美标准,因为她们缺点太多。古人说“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是对的,因为马路上颜如玉的毕竟太少了。而符合高标准的,多在书中。这也就是我愈老愈难被实际女人迷住的原因。——平面的美女,我可见得太多了;实际上的,反倒不够看了。我偏好“意淫”如此,人或以幻相讥,但我看来,幻其实也未尝不真,是真的另一面。相对的,真之为物,也并不与幻相对,它其实也未尝不幻,是幻的另一面。1982年1月25日,我出狱前十六天,独坐牢徒四壁的囚室中,首写《真与幻》一诗,表达此义:

  人说幻是幻,

  我说幻是真。

  若幻原是假,

  真应与幻分。

  但真不分幻,

  幻是真之根。

  真里失其幻,

  岂能现肉身?

  肉身士。不现,

  何来两相亲?

  真若不是幻,

  也不成其真。

  真幻原一体,

  絮果即兰因。

  这诗的立论是很明显的,我认为真幻一体,但是幻是更根本的。这种根本,并不是笛卡儿“我思想,所以我存在”那种,而是真是存在的,但只有根之以幻才成;而幻的存在,也要附之以真才成。这种关系,有点玄妙,但在第一流的爱情里,我们便可看到它的相成。没有幻的爱情,其实是一种假的真,“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。”当你追求的纯是真的一面,你将发现真只是缺憾、现实与索然,并且变化不居。逃离这种情境的方法只有“意淫”、“精神恋爱”。“限时分手”,此外别无他途。

  古人说太上忘情,最下不及于情,情之所钟,正在我辈。但是我辈中人,钟情之事,却每入魔障、误入歧途。魔障与歧途之尤者,就是把爱情搅成痛苦之事,这是最要不得的。其实,男欢女爱是人类最大的快乐,这种快乐,是纯快乐,不该掺进别的,尤其不该掺进痛苦。在爱情上痛苦是一种眼光狭小的表示,一种心胸狭小的表示,一种发生了技术错误的表示。真正的第一流的人,是不为爱情痛苦的。有的人恐惧爱情带给他的痛苦,因而逃避爱情,“且喜无情成解脱”。其实“无情”并不能真的“解脱,即使有所“解脱”,也不算本领,只能算是头埋沙中的鸵鸟。真正此中高手,不是“无情”,而是非常“有情”、“多情”的。只是高手在处理爱情态度上,非常洒脱,得固欣然,失亦可喜;来既欢迎,去也欢送,甚至洒脱得送玫瑰花以为欢送,这种与女人推移、而不滞于尤物的洒脱,才是唯一正确的态度。洒脱的一个重要关键是:高手处理爱情,并不以做到极致为极致。如果情况只适合“少食多餐”、“蜻蜒点水”、“似有若无”。“虎头蛇尾”、“迷离惚恍”、“可望而不可即”……也就戛然而止。这种戛然而止的态度,也是一种极高明的爱情境界。1974年,我在牢中有一首诗——“只爱一点点”,最能表达出高手的基本态度:

  不爱那么多,

  只爱一点点。

 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,

  我的爱情浅。

  不爱那么多,

  只爱一点点。

 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,

  我的爱情短。

  不爱那么多,

  只爱一点点。

  别人眉来又眼去,

  我只偷看你一眼。

  在这首诗中,我用类似“登徒子”的玩世态度,洒脱地处理了爱情的乱丝。我相信,爱情本是人生的一部分,它应该只占一个比例而已,它不是全部,也不该日日夜夜时时刻刻扯到它。一旦扯到,除了快乐,没有别的,也不该有别的。只在快乐上有远近深浅,绝不在痛苦上有死去活来,这才是最该有的“智者之爱”。我认为,人生中糟糕的一件事,是把爱情的比例占得太多;更糟糕的是,其中又把哭哭啼啼难过痛苦的爱情占了极大的百分比,这是绝对病态的。但是,眼之所见、耳之所闻、小说之所写、电视之所播……泛滥所及,人人所受的“爱情教育”与“爱情宣传”,却全是比例极大、方向极错的误导,这岂不好笑?五十年来,我自己“性之所至”,虽经历过不少“拜伦式的不快乐”,但我终能脱困而出,变成了大情圣。1984年1月5日,我有《把她放在遥远》一诗,颇能道出我的高明:

  爱是一种方法,

  方法就是暂停。

  把她放在遥远,

  享受一片空灵。

  爱是一种技巧,

  技巧就是不浓。

  把她放在遥远,

  制造一片朦胧。

  爱是一种余味,

  余味就是忘情。

  把她放在遥远,

  绝不魂牵梦萦。

  爱是一种无为,

  无为就是永恒。

  永恒不见落叶,

  只见两片浮萍。

  乍看起来,这种乍有还无式的玩世式爱情是不够认真的。其实,如果真正认得爱情之真,就会彻悟;原来真正的情之至者,就在波澜起落,了无凿痕,含情而来,带笑而去,人生至此,方足以语爱情。如今,我已老去,罗曼蒂克的生涯,对我应已远离。如果时光倒流、青春可再,我想在“性之所至”方面,我会表现得更好一点。一生曾有过五次青楼情孽的纪录,但肌肤之亲以外,长入我梦的往往只是跟我有几面之交的女孩子,《民生报》的徐开尘就是一例。我喜欢造型清秀不俗别具风华的女人,极少喜欢像电脑造出来的美女,凯瑟琳丹妮芙的前夫——导演罗杰华汀说他碰到拉蔻儿薇芝会阳痿,其言老到,足以风世矣。

  今年2月14晚,在邓维桢家吃饭。许信良问我:“你到底如何在台湾定位你自己?”我答道:“一个正确的人活在一个错误的地方。”陈文茜在旁闻而大笑,其实她不该大笑,而该苦笑。我的人生未尝不是一场悲剧,可是我尽量把它演成喜剧,并且愈演愈变成独幕剧与独白戏。我的悲剧是总想用一己之力,追回那浪漫的、仗义的、狂飚的、快行己意的古典美德与古典世界,但我似乎不知道,这种美德世界,如果能追回的话,还得有赖于环境与同志的配合,而20世纪的今天台湾,却显然奇缺这种环境与这种同志。环境对于我,活像爬座雪山,愈爬温度愈冷;同志对于我,活像三轮追汽车,愈追距离愈长。虽然如此,我自己却奋然前进,继续升高与加速,我不在乎做悲剧的角色,但又何必一悲到底?因此我努力把它演成喜剧。

  因为我自己要做有力量的好人——“善霸”,所以被我“整”的对象,不分中外、不分老少、不论省籍、不论生死,凡是被锁定的,就难逃吾网恢恢。我最拿手的本领是口诛笔伐,不论动口动手,都出之以一针见血的犀利表达,造化之妙,臻于极境。但造化之中,却充满机智与喜感,例如我骂国民党,用的是这样表达:

  国民党把“经济问题,政治解决”(如包庇财阀是也);“政治问题,法律解决”(如以法律绳异己是也);“法律问题,经济解决”(如法官收红包是也)。国民党总是不能格守本位。这样用短短二十四个字,写尽国民党的形态,何等机智,何等喜感!

  又如:

  国民党对大陆力所未逮而淫之,正是“意淫大陆”;对台湾力所有途而淫之,正是“手淫台湾”。一切政治上的波谲云诡,一经此八字分析,立刻全无剩义、真相大白矣!

  这样用短短八个字,写尽国民党的心态,又何等机智,何等喜感!从二十四个字写形态,到八个字写心态,一经落笔,立刻单刀直入,一目了然。这种本领,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的。

  除了骂国民党以外,骂蒋家我更拿手。蒋孝武死后,报上说他生前如何与私生兄弟章孝严联络云云,我感而提笔,“特撰挽联”,全联是:

  先死后死、祖孙一脉、端赖介石开xx道;

  婚生私生、兄弟串连、全靠经国动xx巴。

  从中文技巧看,任何中国人都写不出来,这种本领,也是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的。

  我十四岁来台湾,转眼四十八年,拜蒋家王朝列管之赐,始终未能出境;近年蒋家王朝人亡政息,我也忽焉老矣,也懒得出境了,大概此生将老死于斯。当年傅斯年为台湾人题字,有道是“归骨于田横之岛”,我住台湾四十八年,并未见到田横式豪杰,台湾也自非田横之岛。但是,傅斯年的溢美,对我本人仿佛倒是写真。只是今日田横,也合该只做“个体户”、“单干户”,自己去田去横,没人要跟你玩命。所以,今日田横可以五百年内雄踞文坛,但是,要五百义人与你同生共死,则是生错了时代,也弄错了地方。

  我在台湾,本是时代与地方的交错,既然阴错阳差的浮海而至,也就随缘入化的凌云而活。对大陆,我并没有乡愁;对台湾,我也不曾寄旅。台湾只是我的工作所在,它是我的战场,但却不是我的敌人。台湾还不够格是我的敌人,它太小了。虽然我也以东方朔“恐朱儒”的玩世与愤世,跟这个岛周旋,跟这个岛上的恶政与小人周旋。但是,基本上与心境上,我只是‘小和尚念经——有口无心’而已,我真正的心,在遥远的所在,那种遥远既是空间的,也是时间的。正因为有那种时空上的遥远,我素来讨厌中国人轻易乡愁的情绪,我早就说乡愁观念的基本成因,一个是农业社会的安土重迁;一个是古代交通的不发达、通讯的不方便。这些因素,在我们现代化以后,都不存在了或减少了,所以乡愁二字也就愈来愈没意义。古人的诗里有“却恐他乡胜故乡”、“此心安处即为乡”的境界;有“埋骨何须桑梓地,人间何处不青山”的境界,可见古人也不无提升起来的水准。台湾是我成长之地,我对台湾当然有一种浓厚的感情,但在地缘上和政情上,我却深知我是“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”,我不喜欢台湾。但是,大陆对我说来,也是“江湖寥落尔安归”的局面,我喜欢多少大陆,也是可疑的。

  十五年前我就写道:“不上台湾出了个李敖,而是中国出了个李敖。李敖是真正大陆型的知识分子,虽然我像拿破仑一样的在厄尔巴岛上、在圣赫勒拿岛上,但我总归是大陆型的人。也许多年以后,我会归骨于昆仑之西。……”十二年前,我引申此意,又写道:“我是归骨于昆仑之西,而不是东,我的真正大陆故乡其实在昆仑之东。但昆仑之西是大陆的根、大陆的动脉,虽然那个根、那个动脉,已经一片浩瀚。荒凉与死寂。我最佩服唐三藏西天取经,他偷渡出关,直奔昆仑之西,面对一片浩瀚、荒凉与死寂,在这种气氛里孤军奋斗,真是中国第一豪杰。”

  生错了时代、弄错了地方,使我这西天取经的人物,沦落成东海布道,并区布得天怒人怨。但是,我还是中国第一豪杰,我一点也不怀忧丧志。

  王安石的一首题作《梦》的诗,我最喜欢:“知世如梦无所求,无所求心普空寂。还似梦中随梦境,成就河沙梦功德。”(译成白话是:“人生如梦,有什么好追求的呢?什么都不追求,我心如止水。可是,就在一个梦到另一个梦里,我为人间,留下数不清的功德。)台湾对我说来,是一个诗人康明斯嗜痴下的小写字母,不论怎么放大,限于格局,也是小写;但在因寄所托之中,亦聊以放浪形骸,留下数不清的功德。这本《李敖回忆录》,“诙达多端”、“朔皆敖弄”,纵平阳之虎,犹欺犬也。台湾何幸,有李敖俯仰于斯,且得其冷眼,以匹夫灵气疝气,钟山川且泽及女子小人。噫!微斯人,岛与谁归?

  1997年3月31日,去国泰医院给名医黄清水开疝气的清早,在台湾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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